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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发布时间:2015-05-29


前面已提及,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将集中关注几个重要领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发展环境的培育——这些因素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减贫,而且也是非洲发展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非洲各国与国际捐助方都愿意了解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发展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外部因素

      虽然中国成功的发展大部分应归因于内部因素的支持,但国际捐助方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对中国增长与减贫的支持也不容忽视。自上世纪70年代接受日本政府提供的贷款开始,中国建立了三种类型的发展合作模式:双边捐助、多边捐助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同时,中国还建立了一个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战略框架,用以管理各种类型的发展合作,并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

      随着人们对提高援助效率发展合作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强,如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所强调,中国与其发展援助方开展发展合作的经验与教训也日益引起了有关各方的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中国是如何有效吸收外部支持但又未对外援产生严重依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将外部支持从社会、经济与文化各个方面融入自身发展进程的。这些问题对于那些严重依赖国际援助的非洲国家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逐步拓展,现在有必要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所建立的发展合作框架进行分析评估,包括引进中国经验的方式以及中国发展合作所遵循原则的落实程度。可以预见,所有支持非洲发展的有关各方,皆可从彼此的经验中有获得有益的启示,并将有助于中国、国际捐助方和非洲国家新型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增长与减贫的初始动力

      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向来是中国稳定增长与减贫的重要推动力量。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保障了食品安全,而且还创造了体制转型所需要的初始资本。首先,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源自于对人民公社的改革、土地经营方式从集体经营向家庭承包经营的转变、取消农产品价格控制以及允许农民自主处理农产品等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价格由市场决定,农村市场全面搞活,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非农就业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强。结果,虽然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

      据测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减贫效应要比制造业和服务业大4倍(Ravallion,2008)。由于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也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农业的发展释放出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使其得以在非农部门就业,从而为中国制造业部门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也曾在农业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农业技术水平。

      与之相反,在非洲,许多国家的农业却依然步履蹒跚,生产手段仍十分落后。非洲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其比例甚至高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很明显,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对非洲国家的减贫同样重要。加强农业部门的发展,或许也是非洲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就像中国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同时,人们也必须要注意到,非洲的人口、气候和政治条件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有很大的差别。非洲的人口密度远低于中国,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此外,非洲国家的政府相对较弱且稳定性较差。因此,他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在农村地区实施政策的能力。不过,非洲国家与国际捐助方正在积极地研究和分析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并探索让非洲国家从中获益的途径。中国也已将农业作为其对外投资和国际发展合作的优先领域。在这一背景下,考察中国经验与非洲国家的相关性很有意义。国际捐助方在支援非洲农业发展方面有着数十年的历史,中国也可从中吸取经验提高援助的效果。

      基础设施:发展与减贫的基石

      另一个因素在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利用内外两个方面的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个国家来说,糟糕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能源、水利、卫生及灌溉设施——是发展的巨大瓶颈制约因素。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涵盖水利灌溉、农村市场建设、农产品加工技术开发利用等领域,这使在人均耕地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生产力成为可能。铁路、公路及其他交通设施的飞速发展,为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和进入国际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想富,先修路”的至理名言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都得到了印证。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经验,不仅在于投资,还在于有效融资的政策和维护这些设施的能力。出台各种政策的目的,是要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和财政框架下推进增长与减贫。这包括分权化的财政投资于收入再分配,还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责任划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减贫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关研究和分析很多。然而,重要的问题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减贫效应的机制,从而确保在非洲也出现同样的效应。

      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目前正在遭受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困扰。在该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为170—220亿美元,但实际每年仅投入(包括内外资以及公私投入)100亿美元左右,缺口达70-120亿美元之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中国目前正在填补这个缺口,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在21世纪初的几年中,中国每年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援助徘徊在5亿美元左右,而在2006年升至顶峰,达到了70亿美元。中国对非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分布在两个部门:电力和交通,之后是通信和水利。中国根据自身的经验,将投资的重点放在了能有效激发经济生产潜能的领域。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了解这些投资是否能对非洲国家减贫发挥更大的作用会很有用。

      培育企业发展的环境:支撑发展的重要举措

      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与吸引外资,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穷人。最近,中国成为全球第四大商品出口国(Dicken,2007),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64%(Naughton,2007)。由于其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减贫。许多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向仍留在农村的家庭汇款,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据估计,中国1/4的劳动力目前受雇于工业部门。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促进工业发展的主要措施,包括开放搞活经济、建立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

      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有的中国企业皆为国家所有。到了1980年代,这一体制发生了变化,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国有企业逐步减少。中国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在这些地区,中国实施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宽松的经济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特区的存在,使中国所实施的新政策得到了检验,还引进了大量外资,同时又保护了内地市场。随后,中国其他地区也逐渐开始向外资开放市场,金融市场也日趋市场化。不断从国外引进技术并与地方实际,特别是大量的劳动力,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除南非以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业依然十分薄弱。由于政局不稳、基础设施匮乏、人力与制度缺陷以及大量非正规经济存在等因素影响,难以吸引外资进入。鼓励地方商业发展的努力常常因技能培训、投资和技术不足而受阻。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仍然主要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供其他国家进行提炼和加工处理。然而,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并不能向制造业部门那样,带给当地人很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还使非洲国家在国际商品价格波动面前不堪一击。对自然资源出口的依赖还助长了贪污腐败与管理不善。一些专家提议在非洲放弃强制性工业化的道路,使其集中发展农业,充分发挥非洲大陆的自然优势。而另外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要使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就必须要建立强大的制造业部门。如果后者的意见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可通过提供必要的培训服务与经验交流以及直接投资工业部门两个途径予以帮助。当然,这样做也需要与非洲各国政府和国际捐助方加强合作,消除一些阻碍非洲大多数国家工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