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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减贫动态第六期 脱离贫困

发布时间:2009-07-20 信息来源: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脱离贫困(摘要)

Deepa Narayan, Lant Pritchett和Soumya Kapoor,世界银行 原则和方法 《脱离贫困》是《倾听穷人的呼声》(Narayan等,2000;2001;2002)的后续研究,其目的是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探索穷人脱离贫困的路径。 个体呼声、生活环境和变化

该研究有三个指导原则:首先,最了解自己情况的是每个人自己,穷人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们自己,因此我们要优先聆听来自于这些主要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弱势群体的呼声。这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这些来自于对穷人的主观评价的数据,尤其是过去所作的一些努力,展示了大量的关于穷人生活的真实情景。当然这种方法也会有一些不足,例如回忆时的偏见(Gibbs,Lindner和Fischer,1986;Withey,1954)、个体诉述的方式(Tilly,2006;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1)、研究方法和问题的敏感性(Krueger和Schkade,2007; Kahneman和Krueger,2006)以及社会环境和权力结构(Chambers,2002)等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此外,贫困研究的另一个隐忧是贫困人口和贫困社区可能会出于获得资金或项目利益诉求,而给出“合适”的答案。此研究中收集的数据也无法摆脱这些因素的影响,同时我们也相信个体叙述自身经历的方式完全出于本能的利益。而且我们相信在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学术领域,需要运用多样化的方法从多样化的角度来审视同一现象。所以,本研究是对在贫困领域现有的大量定量和定性研究的补充而非替代。 第二个原则是重视当地情境。因此我们将个体和农户置于特定的社区背景下进行研究,而不像典型贫困调查那样仅仅关注个体和农户本身的特征。我们特别关注了构建穷人与之互动的当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规章制度、非正式规范和期望。 第三个原则是我们的研究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贫困的动态变化而发生改变。很多研究只是对固定时间下个体状态进行静态的、浮光掠影般的呈现,而我们更希望能获得动态的全景影像,能更深入地理解人们脱离贫困或是陷入贫困的过程。 什么是贫困?谁是穷人? 如果一个人要了解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并知道他们是如何脱贫的,就必须首先对贫困进行定义和测量。当世界银行为了实现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的愿景,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当各国首脑齐聚联合国商议如何对抗贫困时,同样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并没有刻意对贫困进行界定,而让当地人自己去定义贫困。 阶梯法

我们运用阶梯法来构建社区内部对于贫富的定义,找出社区内符合资格的“穷人”。典型的阶梯法,是有目的地在社区内选择代表不同社会和经济群体的6到15个参与者进行讨论。

通常来说,讨论会持续2到4个小时,并且最好是男女分开。 小组讨论会从一个破冰练习开始,即讨论在社区内促进和阻碍社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参与者构建一个模拟福利水平的定量的“阶梯”,阶梯的最底层代表社区内最为贫穷或者生存状况最糟糕的人群,最顶层代表最为富有或处于小康水平的富人。参与者对处于每个层次的农户特征,以及农户在阶梯结构中层次变化的典型途径进行讨论和描述。 “阶梯”构建好后,小组要将社区内的150个农户划分到阶梯的不同层次,这就需要确定农户初始的(约10年前,1995年左右)和目前的生活水平(2005年)。通过这种排序,就可以建立一个社区流动矩阵,展现十年间农户在阶梯不同层次间的变动情况。 对农户分类之后,焦点小组将确定社区贫困线(CPL)。社区贫困线应位于阶梯的两层之间:低于贫困线的农户被定义为贫困,而高于贫困线的农户即为非贫困。当然,不同的焦点小组所建构的阶梯模型中层数会有所不同(通常是4到6层),小组成员可以随意划定他们认为合适的社区贫困线。 绘制社区流动矩阵,有助于将社区内的农户依据贫困的流动性做进一步的分类。农户在阶梯中的位置可能会上升或下降,也可能会停滞不变。而位置发生变动的农户要么脱离了社区贫困线,要么仍然困于社区贫困线以下。为统一起见,将流动类型分为四种:

 脱离贫困:1995年贫困但在2005年脱贫的农户;
 长期贫困:1995年贫困,而在2005年依旧贫困的农户;
 非贫困:1995年属于非贫困者,2005年依旧非贫困的农户;
 陷入贫困:1995年属于非贫困,但在2005年陷入贫困的农户。
在研究中,我们使用“穷人”和“贫困”这两个定义,来指代焦点小组通过生命周期法所确定的贫困人群,不再做调整。每个讨论组的定义都未经改动。在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也不是由外来者指定,也并非农户的自我评估,而是小组讨论的结果。 主要发现 研究有7个主要发现。这些发现将在下文结合基本概念框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们主要通过穷人摆脱贫困的“创新活动”和他们能够获得的“机会”(这种机会因地方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而促进或限制)这两个概念的交互来定义在贫困阶梯中的“流动性”。 穷人并非陷于贫困文化 长期以来,有三种意识塑造者人们对于贫困和“穷人”的认识。前两种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中开始出现大量的穷人。在维多利亚女王看来,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缺陷和道德败坏,因此,慈善手段加上提升道德教化是恰当的解决之道。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制度本身就对穷人不利,除非改革社会制度本身,否则无法帮助穷人。这种逻辑将穷人置于宿命论,他们的创新活动无处发挥。虽然这两种意识形态有着世界观的本质区别,却都否认了穷人自身的能动性。

上世纪美国人类学家Oscar Lewis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1959,1966)。他将“贫困文化”定义为包含众多特征的复杂概念:离群、消极、懒惰、无权利和无价值感,缺乏抱负,更不用说吸毒、酗酒和犯罪。他认为这种文化缺陷会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传承。他的观点引发了美国关于福利的争论,并促进了福利立法。至今,关于穷人仍然有一个饱受诟病却根深蒂固的认识,即穷人不能因为自身的窘境抱怨任何人。最近,学者Charles Karelis(2007)也开

始使用文化因素解释美国及世界范围内贫困的顽固存在。 在我们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穷人因贫困文化而陷入贫穷的证据。即使在马拉维这样极端贫困的国家,或者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国家中被冲突摧毁的社区,穷人也很少丧失信心。事实上,他们确实发挥了创新能力,常常会迅速地采取哪怕很小的行动来维持生存和继续生活,其中一些也确实脱离了贫困。在每一个国家,当我们让那些“脱离贫困者”们列举他们实现脱贫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多数是自身在找工作或从事新活动方面的创新。而在考察那些长期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的原因时,每个地区“先行者”实现向上流动的原因时,情况也极为相同,其原因与惰性、消极和罪性等“贫困文化”相去甚远。 即便在那些未能成功脱贫的穷人中,创新活动依然普遍存在。在印度,我们详细研究了2700个生活故事,发现长期贫困人口和富裕者都有着相似的创新活动,即使他们仍然深陷贫困的泥沼。研究没有证据表明穷人是因为他们懒惰、酗酒、缺乏对工作和储蓄的兴趣而陷入贫困。恰好相反,在不同的国家都能够不断听到对努力工作以及为努力工作而拥有强健体魄的重要性的强调。在乌干达的Bufkaro,男子讨论组总结道:“穷人所拥有的资本是他的体力,于是他们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穷人并不是圣人。在每个国家,特别是充满冲突的地区,都有少数社区存在一些贫困家庭,深受酗酒、吸毒、离婚和绝望的折磨。但是这些严重的问题出现在非常少的穷人身上。在任何一组的讨论中,赌博、酗酒和吸毒都绝少被归为是贫困的原因。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衰退、突发疾病和的死亡以及家庭支出的增加等,则被认为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

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多数穷人并不缺乏信心,这种信心还会因为脱贫的积极经历而得以加强。即使在充满冲突的动荡环境中,人们仍能表现出勇气、坚韧和怀揣梦想的美德。32岁的Pedro生活在哥伦比亚圣帝马拉一个犯罪率很高的村庄,他说:“我感到充满自信,是因为我喜欢为自己设立奋斗的目标,我喜欢不断努力进步,克服遇到的任何障碍。” 自信心和创新活动与穷人对未来的期待成正比。事实上,我们所采访的78%的农户都相信他们的孩子会生活得比现在更好。出乎意料的是,孟加拉、塞内加尔以及阿富汗这些低收入国家90%以上的农户都对他们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显然,绝大多数贫困的父母并未将贫穷的悲观情绪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这些发现对于减贫战略有三个重要启示。当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贫困时,例如赞比亚的贫困发生率超过60%,马拉维的贫困发生率50%,印度的贫困发生率超过1/3,并不是由于大量人口行为不善导致的。以慈善为导向或家长式的项目规划可以在短时间缓解少数人的贫困症状,但是无法实现独力整个国家或社区的彻底脱贫。 贫困评估是关注减贫的机构主要的的贫困识别工具,通常也是关注对处于最底层的1/5的穷人的特征的测量,同时测量和描述其与境况较好的人之间的差异。这种做法暗含的假设是,穷人的这些特征是导致贫困的问题所在。但事实上,研究应该更多地集中在理解制约穷人创新活动发挥的环境因素,以及如何在地方层次上扩展经济机会。 当经济前景低迷,国家中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时,人人都能受益的再分配项目可能会有助于穷人脱贫,但这种项目很少能够构建减轻脆弱性的固定资产:它们提供的资源通常非常有限,而这些资源也很难能够触及每一个人。在马拉维,一个讨论组将以工代赈项目形容为:“这个项目引发了社会不公平,为在整个社区中只选择两个人„„发展工作不应该挑选„„你们只挑了两个人,但就这两个人怎么能够改善整个社区?”

这样的项目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减贫。社会保护项目应该给穷人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使

他们有能力挺过危机的冲击,开始建立脱离贫困的资本。此外,应该将关注点转移到促进当地的经济繁荣、提供更多机会、传授商业技能使穷人的创新活动得以发挥,以及改善健康水平上来。 贫困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特征 作为穷人,是像左撇子,还是像感冒?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疯狂,但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展现了人类经历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由稳定的、永恒的特征组成,例如生物性别、成年后的身高或左撇子。这些特征是我们个体身份的一部分,虽然也会发生改变。另一个方面则由短期的、依据人们所处的环境或条件而可能发生的特征组成,比如穿着一件红衬衫或身患感冒,这些特征存在时间有长有短,但是并不会永久存在,不能用来定义我们的身份。 现实中有上百个组织在寻求解决贫困之道。“穷人”被提得越来越多。谁是“穷人”?这些“穷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全球化将对这些“穷人”产生怎样的影响?“穷人”这个词本身就有误导性,因为它只不过是把那些除了经历贫困以外,没有任何相同点的人凑在一起而已。 基于一部分人的共同特征,对有有着特定经历的人进行实证分类的做法,并没有本质错误。比如,统计学家可以定义一次家庭调查时一部分人是怀孕者。这个群体,“怀孕者”,会有一些相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她们都是女性,处于一定的年龄范围),也可能会在特定的社会特征和行为方式(已经结婚或有性伴侣,有性行为)上有共同点。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怀孕者”是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稳定的集合。我们都承认怀孕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状态,是个体在人生中特定时期的经历和状态。

对研究村的社区流动矩阵和生活故事的定性数据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可以大胆地说,贫穷并不是“穷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对于少数人来说,“贫困”是一个稳定的归属身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贫困只是一种“状态”。总体上来说,贫困并不是一个家庭的永久特征,而只是一种状态,是家庭经历的一部分。 如何证明呢?我们的分析有三个重要发现,都指出贫困其实是一种经历:首先,我们研究社区的农户并不认为贫穷是一种身份;其次,在阶梯法中很多农户的贫困状态都发生了或上或下的变化;最后,区位效应很强,即所居住的社区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社区中的穷人或其他人将贫困视为一个人的身份特征。在上文所介绍的阶梯法中,勉强脱离贫困线的农户与刚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户之间的相同点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差异。这样的结果与贫困是一种身份特征的观念相矛盾。进一步讲,假如贫穷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身份特征,无论出于个体的自我归属还是社会的强加,个体都将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脱贫。问及一个人如何摆脱贫困时,几乎所有的群体,包括残疾人,都会强调个人努力、自力更生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性。这些都是脱离一种状态的努力方向,而非甩脱简单的身份特征。在生活故事中,被调查者也能够清晰地定义贫困的时期,但是他们强调贫困只是一种需要改变的状态,而不是永久的命运。 如果一个人因为稳定持久的特征(如文盲)而成为“穷人”,那么在这些特征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看到积极的变化。然而案例表明在农村地区,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还是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改善。这并非否认村庄存在“贫困陷阱”,只是证明很多当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并非由于自身特征而陷入贫困陷阱。在典型调查地区,初始状态为贫困的农户中,几乎一半都在阶梯分析中上升了至少一个层次,最终脱贫的农户的比例平均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