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中发展的未来：当前挑战和历史教训 Nick Brooks，Natasha Grist，Katrina Brown （本文摘自《发展政策评论》 2009.27（6））

1 引言 气候变化正日益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MDG）、促进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威胁之一。温室气体（ GHG）浓度的增长速度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预测的还快（ Meehl等，2007），引起人们对其预测的保守趋向和过度乐观的担忧（ Raupach等， 2007）。21世纪全球气候系统可能会发生大规模、非线性的突变（Schneider和 Lane，2006； Pittock，2008）。

这些变化对人类福祉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广泛，也极其危险。 2007/08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曾警告，未来 50到 80年，气候变化会导致全世界营养不良人数新增 6亿；海平面上升可能会使 3.3亿人被永久性地异地安置；而 2.2亿到 4亿人会面临疟疾的威胁（ UNDP，2007）。当然，全球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人口将会（也已经）最敏感、最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影响。《人类发展报告》见证了这些影响的严峻程度，认为是气候变化“定义着我们时代的人类发展问题”，并进一步认为 “气候变化……对相信人类进步会使未来比过去更好的启蒙运动理念受到质疑”（UNDP， 2007）。在此背景下，需要将气候变化置于发展话语中加以讨论，强调将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缓和气候变化的努力和应对难以避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结合起来（UNDP，2007）。

我们看到，当前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发展规划和实践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仅仅关注非常有限的降低影响和增强适应性的一些行动。虽然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被发展机构（包括政府、多边机构和许多 NGO）视为政策的重心和核心所在，但在重新选择发展方式和战略方面仍未能产生切实的影响。将应对气候变化和 “低碳增长”主流化是一种积极的回应方式，然而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发展路径并无差异。在投资类型、增加财政和扩展市场（包括全球碳汇市场）变化方面的行动，并未能对形成“现代”社会与其环境互动方式中的那些关于增长和进步的基本理念形成挑战。

本文探讨了主导的发展范式的合理性，这种范式的基础是由增长、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所支撑的关于发展的论调。本文第二部分将介绍这一范式，第三部分回顾近几十年应用这一发展范式的案例，第四部分总结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教训，第五和第六部分就发展将如何应对气候领域未来可能出现巨大变化进行讨论和总结。

2 持续至今的发展范式 几十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发展”的含义的讨论和批评不绝于耳。“发展”与人类社会积极进步的宏大理念相关（Rist，2008）。二战以来有组织的发展行动从未间断，其目标与现代化紧密相连（Kingsbury，2007）。过去 50年中，在发展方式不断受到挑战和修正的同时，发展政策和项目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于 20世纪 50年代并在随后 20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发展范式，有 3个共同特点： 1）将第三世界及其居民看作是同质的实体；2）无条件地信仰发展这一概念本身，以及通过普适性过程构建社会的可能性；3）坚信民族国家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根本所在（Shuurman，2000）。

然而发展主义方法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得更远，它源自西方的哲学话语，以支撑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假设或哲学前提为基础。这些假设中最为重要的是现代人类社会正在继续一个由技术、经济和政治创新等诸多因素推动的前进过程。这个过程的开端是旧石器时代，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社会、民族国家的产生，最终形成现代世界。在 19世纪和 20世纪早期，这种人类发展的观点经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过一系列分别以“蒙昧”、“野蛮”和“文明”（Daniel，1968）为特征的革命性阶段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而推广普及，在 20世纪 50年代“新考古学”中也有一定的体现（Trigger，1989）。当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更多地摒弃了这种进步论的社会变迁观点，然而这种观点仍然是许多民粹和政治话语，特别是那些与发展、全球化和现代化相关的话语的基础（Gray，2007），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对发展观点有着显著影响（Cooper，1997）。

第二个假设是人类进步是由于人与自然环境的脱离，以世界人口中直接依赖糊口农业为生的比例下降为特征。这种趋势与城市化和对环境的人为管理有关，而环境可能被看作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将人类进步看作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和与其日常接触的下降的观点，哲学基础是将人类看作处于“自然”的“外部”或与之某种程度的分离，通常以“人类例外主义”学说来表述（ Soper， 1995； Macnaghten和 Urry，2005；Heyd和 Brooks， 2009）。

当然，关于发展的认识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同时，也始终处于广泛的、深刻的辩论中。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基于上述假设的主导范式确实存在，并且决定了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实践的流行的发展观。该范式也影响了“从事”发展的主要国际投资、项目、工程和机构。二战后倡导的人类进步的发展模式，目的在于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重建世界经济，而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角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促进资本主义主导的增长中的优先性。Rostow（1960）关于经济增长阶段的理论，以及“欠发展”国家的传统社会向更“高级”的国家发展阶段进化的理论，以及 20世纪 60年代的高消费时代的出现，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些理论和实践通过 20世纪 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得以修正，将发展中国家的前进道路转向企业私人化、自由化和撤销政府管制，将经济增长目标和宏观经济稳定置于优先地位，于是推动了全球化和市场导向的世界中不断扩张的贸易规模。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文化变迁被视为实现更高级的物质福祉的核心要素。

这些关于发展的观念、理论和实践不断地受到挑战而不断调整，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后华盛顿共识。新的路径仍然重视经济增长，但是加入了多维度的减贫、可持续、平等和民主等主要目标，并在多数发展环境中得以很大程度地实现，至少在纸面上如此。如今发展的概念已经将一系列包括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经济增长、社会文化赋权、政治发展、人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整合在内（Clark，2002）。然而在学术界，发展理论家、决策者和实践者们对这种规范性、基础性的发展宏观叙事提出质疑，其观点称为后发展理论（Escobar，1995；Schuurman，2000）。虽然这些观点很难进入发展政策（所以常常被忽视），仍然引发了一些相关变化，例如加强了关注地方层次和对发展问题以社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的“小就是美”的路径。Scott（1998）描述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权威主义的国家规划忽略了在实现“现代性”的努力中的发展主体，他建议采取立足地方的发展路径。于是国际发展决策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领域：首先是以目标瞄准为基础的千年发展目标，脱离了传统的宏观叙事，关注结果而非方法；其次是各地区特定的发展问题如治理、危机管理和可持续生计；再次是国家层次的减贫战略文件（PRSP）和相关政策目标。

因此，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分解为更多关注实践和“微观叙事”的努力。但是 McKay（2004）认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本质不但反映在 8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中，还仍然在持续影响着 IMF和世界银行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还有人认为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各项子目标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宏观叙事（Maxwell，2005）。发展实践和理论显然在不断扩张。然而，基于“进步”的概念，以及对社会将通过同质的社会变化过程变得更 “高级”的信仰、导致人与自然进一步隔离的基本范式，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发展主义的范式仍然主导着当代许多发展活动（Blaikie，2000；Gray，2007；Heyd和 Brooks， 2009）。下一部分将具体论述该范式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的。

3 发展模式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脆弱性有何影响？ 从全球来看，这种发展主义范式的确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发挥了作用，以人均 GDP的增长为指标，使全世界众多人口脱离了贫困。然而，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同时，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都是不平等、不公平的。高昂的环境成本包括退化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等（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对气候变化、过度捕捞、红树林消失等主要变化的经济分析表明，相对于贫困国家在破坏活动中所占的份额而言，它们所承担的成本非常不合比例，进一步突出了所谓的“国家的生态负债”问题（Srinivasan等，2008；Turner和 Fisher，2008）。

表 1通过 3个案例来展示在过去 50年的特定情况下，发展主义范式是如何对发展政策和实践产生负面影响的。这些案例说明发展政策如何加剧了社会和（或）环境应对过去及未来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最显著的例子来自西非草原（Sahel）。在那里，20世纪 50到 60年代的发展政策寻求实现由糊口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变，将之视为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其动力是使迅速取得独立的国家有能力维持稳定、实现有效的国家经济，并进入世界经济体系（Cooper，1997）的强烈需求。这种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农业集约化，农业向那些未经开发的地区推进，破坏了传统的危机管理手段，使游牧民被边缘化（Thébaud和 Battterby，2001）。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不寻常的湿润时期（Brooks，2004）。当 20世纪 60年代末期降雨量下降时，特别是 70年代初严重的干旱发生时，农业和游牧业瓦解，随之而来的饥荒使数以万计的人和上百万动物丧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乱（Swift，1977）。西非草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证，表明关注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政策忽视了长期的（在这个案例中，只需 10年）气候和环境变化，从而加剧了脆弱性，在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面前，这种脆弱性就会引发灾难（Heyd和 Brooks，2009）。

类似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非草原的政策，到今天仍然在全球随处可见。在墨西哥的 Tlaxcala，对从糊口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型的支持，破坏了小农户的资源基础，和应对与日俱增的气候不确定性的弹性（Eakin，2000，2005）。在巴西亚马逊地区，20世纪 60年代到 80年代，由军政主导的移民和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导致了不可持续、不平等的发展。虽然历经政府换届，问题却依然存在（Clusender-Godt和 Sachs，1995；Browder和 Godfrey，1997；Barton， 1999；Cox等，2004；Malhi等，2008）。表 1对这些例子做了进一步阐述。另一个案例是肯尼亚的远景 2030计划，其目标是通过一个包括新建 2个海滨城市和在半干旱地区建立一座新城，以及将商品化农业扩展到“新开放”土地和半干旱地区的现代化项目，在未来 25年内实现 GDP年度增率 10%（肯尼亚共和国，2007）。在与该远景 2030相关的主要文件中，唯一一次提到气候变化是陈述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时，肯尼亚将“在所有灾害易发地区加强灾害预防，增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肯尼亚共和国，2007）。

在所有的例子中，发展策略和行动都在很多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发展主义范式。在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各异的条件下，对环境变化和相关脆弱性缺乏考虑甚至无视却是相似的。在表 1的 3个案例中，发展政策和实践都未能考虑或规划气候和环境条件在季度和年度变化以外的时间维度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系统对业已发生的、或潜在的大规模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此外，由于对资源（例如农业投入、可获得的土地等）的获得性下降，还会导致人们对气候异常和改变的适应能力下降，破坏传统生计和相关的风险分担手段。决策过程中忽略更广泛的环境条件，要归结为主导的经济范式，这种范式强调经济效率和建立在低效、低产的生产模式（可能包含基于内部冗余和多元生产体系的的风险分担策略）上的生产最大化。牺牲生存弹性来换取生产力的路径，与从“低效”的糊口生产向“高效”的商品生产转型的“现代化”概念紧密相关（Cooper，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