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管理及贸易对脆弱地区和脆弱人群的影响：来自6个案例研究的经验
Donald F. Larson & John Nash，世界银行
引言降低贸易壁垒是一项显见的政策变革，而这种政策变革通常与经济领域的诸多变革以及一系列深层次的政策改革相联系。总体而言，贫困国家进行贸易改革的缘由是，开放的市场和经济的增长带来的机会能够减轻贫困。即便如此，当贸易政策变革产生影响时，它们可能会提高一些活动的价值，同时也可能会降低另一些活动的价值。这种影响反过来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及其对生计（包括那些贫困人口的生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贸易政策和贸易协定往往饱受争议。决策者、倡导者、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就新贸易协议能够带来的收益及其现有政策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关于贸易改革成就的讨论也莫衷一是，文献中的实践经验更是模棱两可。此外，在针对政策的公共辩论中，持不同立场的人所提出的论据也常常不一而是、自相矛盾。本文将就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展的案例研究的结果展开讨论。这些案例研究由各地研究小组完成，主要关注贸易政策的变化对生活在极其脆弱的生态地区的贫困人口的影响。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各个地方研究小组都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得到关于全球市场、地方经济活动和地方生态之间关系的实证，从而推动该领域的公共辩论的发展。完整的案例研究将集册出版（Cook等，待出版）。案例研究表明，总结贸易、贫困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影响下的特定地方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些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案例，其研究地点都选在贫困人口居住距珍稀自然资源非常近的地区，并且都关注贸易对人们为谋生而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所产生的层叠式影响。本研究揭示了全球市场对重要的生态关系及依赖它们为生的贫困人口的重要性，同时也就人们如何通过集体行动保护自然资源提出相应的建议。出于各种原因，案例研究中的一些曾经非常边远的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贸易政策能够通过这些不断加强的联系对环保的成果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全球市场的激励因素在经过国内贸易政策的调整之后，成为了决定人与环境相处方式的众多因素之一。案例研究的第一个主要发现是：受到不同地理区位的影响，再加上交互作用，原本就因地而异的全球市场与地方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二者互动的结果也难以预知。作为证据，本研究包括了不同的案例：有致力于减缓膨胀的农村人口对有限的土地、水和森林资源产生的压力的经济活动变化；也有新的出口需求带来的经济激励对重要自然资源的（有时以不可逆转的方式）迅速消耗。更进一步说，案例研究也表明重要的自然资源常常被低估，同时也缺乏保护，从而导致资源利用方式不假思索地随激励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对这些激励因素本身却并不深究。这所具有的一个政策含义即贸易限制并不能充分保护重要的生态环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加剧了自然资源的退化。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发现是：当地贫困人口通常严重依赖自然资源为生，有时甚至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开采。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个体获得森林、土地、水和海洋资源的方式难以监管，从而导致整体上的过度利用。然而，研究也表明问题的根源是贫困家庭由于缺乏改善生计的私有资源，为勉强维生，被迫陷入对共同拥有的资源过度依赖的境地。因此应当寻求公平的政策手段，以保护居住于脆弱生态环境的脆弱人群。研究的第三个主要发现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生计与市场相互依存的方式各不相同。实践中，各地采取的政策会通过作用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而对收入和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旨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满足地方贫困人口需求的政策方案，必须根据地方条件和实践而因地制宜地制定。不过由于缺乏所需的制度基础和知识储备，政策方案本身也难于尽善尽美。1. 相关文献本节将选择性地回顾近期关于贸易、贫困和资源管理的文献，作为讨论案例研究发现的背景。现有的文献大多集中在贸易与贫困的关系，以及在缺乏明晰产权的情况下，贸易对自然资源的影响。也有少量文献关注公共资源对贫困人口生计的作用，及其受到贸易影响的方式。并且此类文献与日俱增。不过文献所缺少的是：将对依赖自然资源的开放来获取维持生计的家庭的激励因素考虑在内的概念框架；在资源管理中实现有限获取的激励因素以及贸易对上述激励因素的双重影响。同时，近来关于资源管理的理论模型中包含了管理的内生性，弥补了复杂产出方面的理论空白。尽管家庭和企业作为拥有利用自然资源的事实权利的行动者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模型仍能够普遍地解释案例研究所发现的贸易的异质性影响，同时能够看到在这种程式化的模型中，贸易如何促进行动者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在静态监管的资源管理模型中，贸易事件的可预期结果取决于管理机构的执行力和监管资源获取的能力，长期的预测结果往往呈双峰状态。特别是在将初始条件定义为保护私有和公共产权的模型中，贸易自由化会减少贫困、提高整体福利，也会产生良好的环境结果。然而，当资源利用由开发资源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决定时，缺乏保护的个体只能诉诸于公共资源，类似贸易自由化这样的事件就只能恶化获取资源的激励因素，导致资源开发率上升到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最终对资源存量和整体福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使该模型的其他方面是动态的，也无法避免这一恶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降低了资源的价格，是决定贸易自由化影响的唯一因素。另外，在动态的内源监管模型中，（甚至在贸易自由化提高了资源价格的条件下）贸易领域变革产生的影响也并不清晰。例如Copeland和Taylor（2009）的内源资源管理模型中，一种出口资源价格的升高会迅速吸引希望开发开放资源的行动者，同时加大对进行额外投资以限制资源获取的激励。于是，在该模型的解决方案中，开放获取的资源价格较低，而获取渠道受到限制的资源价格则较高。本文通过实践案例展示了资源管理在回应新的贸易机会时如何取得成功或走向失败的概念性结论。就实现共同拥有的资源的合作式解决方案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形成过程方面，有大量的理论与经验文献（如Olson，1965；Wade，1987；Bromley，1992；Ostrom，1992；Seabright，1993），内源式模型就蕴含其中。文献中的案例大多关注地方情境如何影响采取集体行动的激励机制，例如通过影响谈判或成果监督的成本。这类模型中合作的成本是固定的，产出则不然，取决于是否能够解决上述固定成本的障碍。然而在合作成本并非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实现连续的产出。如McCarthy、Sadoulet和de Janvry（2000）采取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模型，对墨西哥村社（ejido）成员利用公共草场资源的不同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集体农场的传统治理结构和变化的成本共同对环境及可持续性发展的成果造成影响。虽然可以从概念上通过对家庭激励因素的简单分析来解释贸易对环境的广泛影响，但是案例研究仍然揭示了资源获取与贫困之间有显著的动态相关性。案例研究所涉及的获得自然资源的家庭在各种私人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方面都是比较贫乏的。已有研究表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资源会代替私人财产，成为贫困人口生计策略的一部分。这种生计策略包括家庭从公共财产中取得收入、依赖公共财产而获得保险或储蓄等。研究也表明家庭获得共同拥有资源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那些缺乏更好的机会的家庭通常会被开放资源所吸引。由于贫困家庭无力对下一代进行投资，其子女会继续利用共同拥有资源并导致其进一步退化，因此与共同拥有资源相关的贫困会陷入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旨在为贫困家庭提供直接激励以作为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机制的政策并不多，而相关的实践项目则随处可见。其中向参与环境保护的小所有者进行支付的环境服务补偿（PES）项目最受关注。例如Zhang，Tu和Mol（2008）分析了中国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项目改变农户激励制度的努力。本文的案例研究也将对此进行讨论。政策更多地是以间接的方式，或通过一般均衡效应影响着对家庭的激励。一般均衡效应及随之而来的增长效应通常用来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环境质量将有所下降，而随着发展进程，环境也将逐步改善。Dinda（2004）在他的调查中回顾了解释这一现象的两种可能机制的文献。第一种机制是指，二者并非天然相关，在经济增长由农业转向制造业、随后再转向服务业的结构变化中才产生了联系。第二种机制是一种可预期的内源监管机制，即相关利益者会随着收入增长而更倾向于对自然资源的严格监管。在开展案例研究之前，可以看到文献对资源管理领域的成败因素、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增长机制的作用等已有深入的理解。接下来所描述的案例研究很大程度上强调了这些发现。然而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在由于贫困和昂贵的监督成本而无法构建内源管理制度的地区，设计成功的地方性资源管理路径的可能性尚不明确。案例研究恰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地方家庭动机和地方技术选择如何影响地方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