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仲夏，云上相聚。
8月20日，第十八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论坛以“减贫与乡村振兴：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农业及减贫相关部门、国际组织、驻华使领馆、学术机构、企业及媒体等代表约100人参加。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启动之年。在全球复苏动能不足、粮食安全压力凸显的背景下，这场论坛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消除贫困、振兴乡村，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关注的民生课题，也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任务。
制度衔接：从“消除贫困”到“防止返贫”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生之本，农村地区是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战场。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2021年起设立5年过渡期，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2026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达1770亿元人民币，其中60%以上倾斜支持特色产业发展，持续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3000万人。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六村开展综合帮扶，惠及当地2000余户群众；2005年至今，累计为东盟各国培训减贫官员、基层治理骨干千余人次。
东盟副秘书长纳拉里亚·苏普拉普托说：“论坛主题体现了我们的共同愿望，让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尤其惠及农村社区。”2016至2023年，东盟将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从13.3%降至10.8%，但当今的贫困问题日益呈现多维特征，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农村社区脆弱性更为凸显。
“减贫关注的是如何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而乡村振兴则更侧重于如何去创造可持续的经济社会条件，使人们走向富裕。”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的剖析，精准触及了本届论坛第一节的核心命题。他直言，一个贫困家庭可能因帮扶或收入暂时增加而脱贫，但如果仍容易受到疾病、失业、自然灾害的影响，就很有可能再次返贫。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向德平系统介绍了中国防返贫的制度体系：全国累计识别帮扶超过700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了返贫致贫风险；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8%，比全国农村年均增速高0.9个百分点。“我们实现了从脱贫攻坚阶段‘阶段性攻坚’向乡村振兴阶段‘常态化治理’的转型。”他说。
制度落地，各有创新。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欧毅霞介绍广西的“AI+防返贫”探索——通过归集医疗、教育、就业等多领域数据，运用算法自动评定农户返贫致贫风险等级，当前依托智能预警识别并纳入帮扶监测对象占比超过75%，大幅提升了风险识别的效率。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舒银燕以恭城油茶为例——全产业链产值从2019年的5.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65亿元以上，带动6万余人就业，实现了从路边小吃到富民产业的蝶变传奇。
新加坡的实践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社会服务办公室总经理黄释锋分享了新加坡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经济援助、住房、健康教育、家庭功能和就业等。“我们认识到家庭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援助，所以正在改变从提供援助转向提供赋权。”他说，其目标是让家庭“获得自力更生的能力，以及获得社会向上流动的能力”。这一理念与许庆琦的判断遥相呼应：“最好的减贫政策是从源头上防止贫困发生的政策。”
赋能妇女与青年：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要降低贫困，还要给青年和妇女赋权。通过更强有力的协调，建立一个包容、弹性、可持续的社区，从而让任何人都不掉队。”缅甸合作社与农村发展部农村发展司处长助理梅梅·蒙的这句话，为论坛的第二节讨论定调。缅甸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专项基金，在伊洛瓦底等地区开展创新型劳动力减贫项目，直接惠及126户家庭726人。
企业力量同样在乡村赋能中独树一帜。阿里巴巴社会公益部资深专家、现任景宁县共同富裕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薇薇讲述了她在云南澜沧的实践。这个距阿里巴巴总部2684公里的边疆县城，生活着拉祜族、佤族、景颇族等多个“直过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
阿里公益在澜沧县扁担山村落地低空经济实训基地，资助村里购买12台农用无人机，首期培训135人，其中22人顺利拿到无人机的飞手证。“以前觉得无人机是城里人玩的东西，没想到我能够靠它来赚钱。”一位年轻人的感慨，折射出科技赋能带来的观念转变。拿到飞手证的年轻人，人均靠无人机植保一年增收2万多元。“青年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未来，留不住年轻人，产业、文化、社区都会失去活力；每一个妇女的背后也代表了一个家庭，当一个妇女身上发生了变化，孩子、老人、整个家都会跟着变化。”王薇薇说。
东帝汶社区发展部初级专员热诺韦瓦·苏亚雷斯·达斯内维斯也分享了通过社区振兴计划让妇女和青年“不仅是项目的受益者，也是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的实践经验。
绿色减贫：气候适应型农业的新路径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计的威胁日益严峻。马来亚大学恩古·阿齐兹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苏海扎·扎拉尼提出，在马来西亚气候冲击可能导致农作物产量减少10%—20%，很多家庭可能会重新陷入贫困陷阱，甚至会失去土地和一切。2024年洪水给马来西亚造成9.33亿令吉损失，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这不是马来西亚自己的问题，这是全球共同的挑战。”她说，其团队正试点“循环经济赋能计划”，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社区可用资源，让社区中的人成为生产者、销售者和用户，构建可持续生计。
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毕洁颖介绍了中老两国自2004年起的农业科技合作——在250公顷区域实施绿色病虫害管理技术，草地贪夜蛾控制率达90%。老挝农业与环境部农村发展与减贫司副处长坎普冯·坎文透露，2025年老挝贫困率从18.3%降至15%，将于今年年底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退出。他特别提到与中国广西合作的减贫示范项目，运用中国模式建设配备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现代化温室，实现了比传统温室更高的产量。
云南省乡村振兴发展与合作中心副主任杜菁菁分享了云南立足高原山地的绿色减贫路径。怒江推广林下草果种植超34万亩，数十万山区群众依靠草果稳定增收；红河哈尼梯田传承稻鱼共生传统，阿者科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古村落从“空心贫困村”变成“生态共富样板”……她说：“我们从不输出标准模板，只分享因地制宜、人与自然共生共富的发展思路。”
蒙牛集团助理副总裁杨帆介绍了中国企业的产业扶贫探索。在川藏高海拔搬迁地区，蒙牛建立“公司+搬迁人口+加工”模式，组织牧民成立14个加工队，利用藏族传统手工艺生产黄油和奶酪，推行五五分成利益分配机制。从“输血式”转向“造血式”。项目为20多名搬迁居民提供稳定就业，人均年收入增加6万元，牧民从接受者变成企业家。
论坛尾声，中国国际减贫中心副主任李昕总结：“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些国家和地区贫困和饥饿现象再次出现，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今年5月成立的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GPPAD）已汇聚中国与7个东盟成员国为创始成员，将致力于知识共享和资源匹配。
从制度衔接防止返贫，到赋能妇女青年激发内生动力，再到绿色减贫应对气候变化，第十八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的对话，恰如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生动注脚——面对全球减贫挑战，唯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深化农业农村领域合作，才能真正迈向没有贫困的共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