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8月，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丝路行·千岛情”暑期见习营赴印度尼西亚开展调研，先后走访印尼农村与落后地区发展部以及万丹省西冷（Serang）市的兰真村（Ranjeng）、辛当胡拉村（Sindangheula），聚焦一项持续多年的中印尼基层交流项目——“印度尼西亚农村干部研修班（以下简称‘村长班’）”。自2019年项目启动以来，一批批印尼村长先后赴华参访学习。从中国乡村到印尼基层，一趟跨国研修如何在乡土中扎根生长？我们走进两座村庄寻找答案。

在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兰真村，泥土路沿着民居伸向农田，白色地膜铺满田垄，长豆角顺着竹架向上攀爬。这里约65%的人口外出务工，继续务农的约占35%，年轻人更多选择进入工厂或城市工作，留在村里的农业劳动力则以年长村民为主。村长萨普塔·穆利亚纳（Sapta Mulyana）结束中国之行、重新回到熟悉的村庄后，谈得最多的，是在中国乡村看到的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和文化空间。几十公里外，辛当胡拉村村长苏海利（Suheli）也在回忆这趟旅程，而他记得最牢的，是田间的自动灌溉技术和湖南一些依水而建的乡村旅游项目。

自2019年起，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与印度尼西亚农村、落后地区发展与移民部共同开展“村长班”项目，组织印尼村长赴华参访学习。在同印尼农村与落后地区发展部的交流中，印尼方一名官员曾用“向大哥学习”形容这份合作：中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与印尼多岛屿、多区域的国情有诸多可对照之处；中国在乡村发展、减贫和基层治理中积累的经验，也因此成为印尼基层干部重要的参照样本。

一程远行，打开乡村发展的新视野

萨普塔·穆利亚纳对中国乡村最深的印象，落在一些日常又具体的地方。“中国乡村给我的总体印象是整洁、有序，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公共环境和绿化也维护得很好。”道路旁的绿化、周边的公园和村民公共活动的空间，这些在中国乡村司空见惯的设施，在他的观察里直接关系着村民的生活质量。对于一个常年处理基层事务的村长来说，乡村发展并不只是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村庄能否更加整洁、宜居，村民有没有方便使用的公共空间，同样值得投入精力。

一路观察下来，他还注意到一个和本村相关的细节：中国的乡村公共空间往往结合文化主题运营，能聚拢人气。而兰真村周边不少居民对中国文化抱有兴趣，想看相关的展览、参与主题活动，往往要跑很远的路。这让他隐约看到了一个可以发力的方向。

几十公里外的辛当胡拉村，村长苏海利的目光更多聚焦在农业生产端。长期与农田打交道，他尤其关注中国乡村在农业现代化方面的探索。参访过程中，从农业生产方式到技术应用，一些更高效、更现代的做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辛当胡拉村农业发展的可能性。

同一次中国之行，两位村长关注的落脚点截然不同：萨普塔·穆利亚纳更多留意乡村公共环境空间的建设与乡村文化的展示，苏海利则聚焦农业技术的学习与本村自然资源的开发。但两人有一个共识：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必须结合本村的实际条件，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

回到乡土，把见闻变成自己的办法

回到兰真村后，萨普塔·穆利亚纳把中国之行中的观察逐渐落实到村庄规划中。公共环境建设是他首先考虑的方向，他希望增加花园、公园和运动设施，进一步改善村民的生活空间。而此前在中国乡村看到的文化主题公共空间，也有了更具体的落点——建设“中国村”（Kampung China）。按照萨普塔的设想，村里可以设置中国文化展示和公共活动空间，让周边居民有更多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同时丰富兰真村的文旅内容。

除了公共空间和文化旅游，数字乡村和电商也被纳入兰真村的发展规划。萨普塔·穆利亚纳希望今后借助数字技术服务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村务管理和居民生活。当地大量年轻人口外出工作，农业仍是许多家庭的重要生计，如何让农产品更顺畅地进入市场、提高村庄公共服务效率，也是他关心的问题。

回到辛当胡拉村后，苏海利很快把自动灌溉列入了村庄的发展计划。考虑到当地资金、专业人员和技术力量有限，他准备先从成本较低、操作相对简单的基础设备入手，逐步改善现有的灌溉方式。“目标是让本地农业比过去有所提高。”苏海利说。设备既要让村民学得会、用得起，也要考虑后续维护，才能真正长期用于田间。

农业技术之外，在湖南看到的水域开发案例也让苏海利重新思考村里的水库，以及它与乡村旅游、渔业养殖等产业结合的可能性。这座水库是不少家庭实实在在的生活来源，水库的水既能灌溉周边的农田，也能加工成桶装水、瓶装水供日常使用。由于有山泉汇入，水质和周边环境都不错，村里早在2021年就曾尝试向游客开放。后来，考虑到这里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区，旅游活动暂时停了下来，目前主要供村民日常使用。也正因为如此，水库未来怎么用，不能只考虑旅游开发，还要兼顾生态保护和水库安全。苏海利希望，能够在这些条件下继续探索水库的更多可能，比如发展乡村旅游、配套建设水力发电站，让这片原本服务生产生活的水域，为村庄带来更多发展空间。

辛当胡拉村的另一项宝贵财富，是已有30多年历史的手工扫帚产业。当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作扫帚，发展到如今，约40%—45%的家庭参与制作或相关生产，原料一部分来自本村，部分由周边村庄供应，成品由采购商上门收购，或经中间商、商店销往更大的市场。苏海利表示，一把扫帚售价约1万—1.5万印尼盾（约4至6元人民币），利润约2000印尼盾（约0.8元人民币），虽不算高，却是不少家庭长期依靠的一门生计。苏海利希望，未来能够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游客可以来看水库，也可以顺道走进村民家中，看一根棕榈叶梗如何加工成一把扫帚。这样一来，原本分散的资源逐步串联成一条线，彼此带动，为村庄找到更多发展的可能。

返乡之后，让一次研修走得更远

村长们回到印尼以后，培训并没有随行程结束。印尼农村与落后地区发展部国际关系负责人阿尤·普里马里尼（Ayu Primarini）介绍，“村长班”会综合村庄发展类别、地区代表性、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以及当年的培训主题等因素遴选学员。返乡后，村长需要形成后续发展计划，并至少尝试实施一个在中国学到的项目或做法；相关部门通过线上群组和定期沟通持续了解进度，对实践情况较好的村庄，还希望进一步推动村庄之间相互交流经验。

这样的安排，让一次集中的赴华学习有了更长的“后半程”。村长在中国看到什么，只是研修的一部分；回国以后怎样结合本村资源确定重点、怎样协调资金和部门、怎样让村民参与进来，才会真正进入基层治理的日常。据此次采访了解，新一期“村长班”定于2026年9月9日到15日，新的村长们会继续赴华学习。随着一批批村长走出去、再回到各自村庄，参访中的经验也在不同地区经历新的选择和转化。

苏海利讲起自己的日常工作时，苏海利所面对的基层治理显得格外具体。村办公室下班以后，晚上仍可能有人到家里敲门：有人需要办理贫困证明，有人生病需要联系救护车，也有人因为火灾、纠纷或交通事故前来求助。“村民常常期待村长像拥有‘超能力’一样解决所有问题，但实际上人的能力有限。”对一名村长来说，发展农业、水库旅游和传统产业，与处理这些看似琐碎的村务一样，最终都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户户家庭和一块块土地。

也因此，“村长班”的作用并不止于让基层干部看到几个先进项目。它让村长有机会暂时离开熟悉的环境，从另一个国家、另一种发展经验中重新认识自己的工作。返乡之后，他们还要继续面对资金、技术、部门协调和村民需求，但手里的问题已经有了新的观察角度。对印尼农村与落后地区发展部来说，后续跟踪和村际交流又把这种个人层面的学习继续往外延伸，让一次研修逐渐成为基层干部能力建设和乡村发展经验交流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村长班”的交流并非单向。中国经验为印尼基层提供了参照，印尼村长结合本地条件作出的选择与调整，同样让这场跨国对话具有了互鉴互通的意义。

记者手记：带回来的，是看待家乡的新眼光

走访兰真和辛当胡拉两个村庄时，我们一直在想，当一名村长远赴中国学习，真正能够带回什么？答案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一项技术或某一个文旅项目里，恰如两位村长的关注落脚点不同，一批批村长来到中国、返回印尼以后，真正记住的，是那些真真切切与自己村庄发展紧密相关的内容，是切实提高本村村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内容。

这一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跨国文化交流，或者说具体到“村长班”这个项目，人与人之间碰撞产生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发生在返程之后。中国之旅的研修价值，也从这些不同的观察中慢慢显现出来：中国乡村提供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样本，每位村长带着自己村庄的问题去看、去思考，最终记住的，往往正是与家乡最能发生联系的部分。

我们相信，在萨普塔·穆利亚纳和苏海利返乡之后，兰真村和辛当胡拉村不会完全复刻中国的某个村庄。它们会在村长们带回新经验后，与当地的优势资源结合，再慢慢生长成带有当地特色、更好的模样。

从这个意义上看，“村长班”连接的不只是一次中国行，也连接着村长出发前和归来后看待家乡的两种眼光。走出去，是为了看见更多可能；再回来，则要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这样的变化未必轰轰烈烈，却正是乡村发展最真实、也最值得长期观察的部分。

作者：赵芳 余路遥

指导老师：姜静 周杨（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