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云南,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来自印度尼西亚不同地区的20多名村长和农村发展部门官员,走进昆明、西双版纳的村庄、田野、市场和农业企业,看咖啡怎么种、鲜花怎么卖、传统手艺如何变成产业,也一路追问中国乡村发展中的一个个具体问题。

这是2026年印尼农村干部研修班,也是大家熟悉的印尼“村长班”。“村长班”由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主办,与印尼农村与发展落后地区部合作,自2019年启动以来,每期选派20至30名印尼村长来华研修。2026年9月,第六期“村长班”来到云南,近距离了解中国农业发展、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实践。

这次,亚太中心组成5人采访团队全程随团,其中包括一名印尼籍专家。从昆明到西双版纳,一路跟着村长们走进村庄、田野和企业,我们希望记录的不只是他们去了哪里、看了什么,更想了解这些来自印尼基层的治理者最关心什么,又会从中国乡村的发展实践中发现什么。
这也成为我们“深挖”印尼“村长班”的起点。
从一次发言找到一条长期选题
这个选题最早可以追溯到5个月前的雅加达。
4月2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英文版中印尼推介会举行。两位曾经参加“村长班”的印尼村长走上讲台,讲述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乡村发展实践,以及回国后结合本村实际进行的探索。他们的讲述也引发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让我们意识到,“村长班”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一次“来华学习”。
村长处在乡村治理和发展的第一线。他们关心的往往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村民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产业怎么发展,农产品怎么卖,村民怎样增加收入,公共服务怎样改善。中国的减贫、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经验,经由这些具体问题进入他们的观察,又可能随着他们回到印尼,转化为新的实践。
由此,我们开始把一次活动报道延伸为一个持续跟踪的选题。围绕“村长班”,策划期刊、短视频、音频播客、图书、研究报告和国际交流等不同形态的产品。我们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保持沟通,使馆对选题也非常赞赏和支持,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所以最新一期“村长班”开启,我们进一步走进现场报道和拍摄:不只是采访村长“学到了什么”,而是跟着他们一起看,记录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真正追问的又是什么。
“他们在问什么”更重要
真正随团以后,一些最有意思的采访,并不完全来自事先设计好的议程。
经过勐混镇一片高标准农田时,看到路旁的甘蔗和大棚,村长们主动要求停车。来自东爪哇省的村长阿古斯·瓦尤迪·苏纳尔科走进甘蔗地,和当地种植户聊起种植周期、成本、产量和售价——他的家乡同样种植甘蔗。

到了普文镇,来自北苏门答腊省的村长阿达马尔·坦普博隆把注意力放在了咖啡上。他的家乡有大片咖啡园,当地农民却更多停留在种植和销售原料环节。他追问中国乡村怎样组织农户、发展加工、对接市场。

在勐混镇曼召村,800多年的傣族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又引出了一连串问题:原料谁提供?村民如何获得收入?合作社怎么运行?集体收益怎样使用?甚至有村长直接问起,如果把傣纸进口到印尼,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这些问题背后,是不同国家乡村发展中相通的现实关切。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乡村的发展理念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概念,而落实到了“一粒咖啡豆”“一根甘蔗”“一张傣纸”这些具体事物上。
从看中国乡村,到读懂实践背后的理念
“深挖”还意味着,报道不能停留在产业和技术层面。
在昆明海晏村的稻田里,我们组织中印尼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亚太中心联合外文出版社,向村长学员赠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摆脱贫困》等著作。印尼农村与发展落后地区部发展与信息委员会主席穆利亚丁·马利克捧着书说:“书中总结的基层发展理念与治理实践,为印尼破解乡村发展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我会回去认真研读。”

对我们而言,这也是此次随团采访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把村长眼前看到的发展变化,与这些变化背后的发展理念联系起来。
为什么强调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为什么重视农民增收?为什么一些村庄通过合作社把分散农户组织起来?为什么传统文化保护又与乡村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当这些问题通过真实村庄、真实产业和真实人物展开,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具体。

在曼召村村民书屋,村长们还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在梁家河扎根基层、与群众共同劳动的经历。从书本到田野,从发展理念到乡村实践,我们尝试寻找更自然的连接,让中国的发展经验通过村长们能够理解、能够比较的问题展开。
从一次随团采访,到一次共同传播
采访并没有随着村长们回国而结束。
一路相处中,我们与不少村长建立了联系。《中国东盟报道》杂志以及印有印尼村长形象的封面文创,成为彼此交流的“小名片”。回到印尼后,一些村长主动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与采访团队的合影和在华见闻。
与此同时,围绕此次研修形成的报道经印尼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新闻网、印尼《国际日报》、印尼乡村资讯网、DETIK新闻网等媒体传播,并被东盟国家214家媒体转载,相关视频还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展示。

从4月雅加达会场上的两位村长,到9月云南田野里的20名村长,我们对“村长班”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它之所以值得持续关注,不只是因为印尼村长来到中国,更因为这些基层治理者带着自己村庄的问题而来。他们在中国寻找经验,也用自己的问题重新打开中国乡村的一个个故事。
